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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争议，其实不光涉及《满江红》一部电影，应该是所有艺术创作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只能说《满江红》作为一部票房44亿的电影，整个剧组几乎没有正向引导意识，也缺少一些格局，多少有点不够大气。

新海诚说《铃芽之旅》是想拍一个关于悼念一个地方的故事。

葛韦格在创作《芭比》的剧本时，她赞美了女性“爱与平和”的气质，也没有回避她们天性中的弱点。“自我实现”是逆水行舟的童话，相比之下，“成为附庸”的诱惑太大了，女孩们并不知道看起来轻易的人生被命运暗中标注了什么样的代价。肯轻而易举地把“芭比乐园”颠覆成“肯的王国”，“古怪芭比”大叫：“这简直就像白人把天花带到美洲，原住民可没有抗体啊！”这个酸涩的“玩笑”，何不是暗暗地呼应着波伏娃振聋发聩的名言：“女人的不幸在于她受到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她被告知但凡听之任之地滑落人生，就会抵达极乐天堂；当她发现海市蜃楼的欺骗时，为时已晚，她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

崔惠廷喜欢全在俊，不只是对这个人，更是对这个阶级。

电视剧《我们的日子》，就这样带着些许遗憾和意难平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