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风问道：

期待值：三星★★★

用耐心和爱去照顾陪伴他们。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北京作为电影创作主体最集中的地区，电影年产量始终保持全国前列。我们在稳定数量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强化组织保障，推动电影创作质量稳步提升。一是大力实施“文化精品工程”，靠前谋划与征集评定相结合，遴选主题鲜明、创作扎实、主创基础好的项目，定期向社会发布，一对一跟踪指导和扶持。二是把重大主题创作作为重中之重，锚定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等节点坐标，特别是针对国家电影局明确的重点项目，如《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志愿军》等，集中力量组织保障，确保重大主题见水准、重要节点出精品。三是科学精准扶持创作。每年配置1个亿作为专项引导基金，遵循创作规律，分段、分期、分类对评估和资助优质项目，强化专业性、灵活性和精准性，推动财政资金扶持创作效益最大化。四是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相统一，把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结合起来，从新时代挖掘选题，推动《北京进行时》《一点就到家2》《闯·关》等一批现实题材项目创作。

记者：你以往的故事一般围绕两个地点展开，一是东京，二是乡下。《铃芽之旅》中主人公却在日本各地旅行，在停留的地方采取行动，这可以被看作是新海诚作品的新发展吗？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

所以民族志的概念，除了你提到的它是一种方法外，它也常常是一个文本，也就是一篇研究论文或一本研究文化的书。当然，民族志作为方法其实很重要，所以我想把民族志电影的概念稍微往前推进一些。你刚才提到，民族志电影会不会由于是专门记录民族的，因而与纪录片区分开来。表面上看似乎是这样的。近几年也有人认为民族志电影似乎应该是关于某民族的电影，而且在我们身边（云南），它常常会被认为是关于某少数民族的电影。你们来自大理，那关于大理白族、弥渡彝族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影片，就会被称为民族志电影——但实际上，这样的理解比较偏狭。即便我们在汉人社会或城市中，甚至是在我们闲聊时提到的融媒体中心实习的过程中拍摄的影片，其实也可以把它当作民族志电影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