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警察故事2》并不仅仅追求暴力和动作，而是通过精心设置的幽默元素消解紧张氛围，同时展现出创作者们对现实恶劣环境的批判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该剧也尝试着用人物形象触及改革开放年代的独特时代背景，展现人物在大时代下的不同选择。剧中，王宪平是循规蹈矩的转业军人，杨大山则是灵活变通的流氓混混，这两种形象可以说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代表，俩人的矛盾实际上是一个贯穿该剧始终的隐喻。不过，影片并没有展现出太多改革年代跌宕起伏的一面，反而显得十分温和与柔软。例如，剧中的“小叔”王宪安作为循规蹈矩年代里的异数，早年便闯荡深圳、探索个体经济，堪称时代的弄潮儿。但在经历了多次挫折后，他最后选择回归家庭，开起了炸鸡店，过上了安稳的余生。在《我们的日子》里，面对理想与现实的抵牾，家庭是最终的归途。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要热爱人民，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文艺本体就有调动和激发人感情的作用，艺术大师罗丹有一句名言“艺术即感情”。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让人们动心动情。“感人心者，莫乎于情”。电影工作者要对人民有真情，对生活有深情，对创作有专情，对观众有共情。只有真情实感才能激发出创作的动力，只有让自身感动，才能让观众感动，有没有真情实感是评判电影作品的重要标准。要真心真情投入艺术创作，把个人的思想感情融入作品之中，不仅要身入而且要心入，不断增强对人民的情感体验。要在创作实践中处理好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艺术创作允许虚构和想象，艺术再造感人的情境，表现强烈的人情味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但要符合生活的逻辑，反映生活的本质。“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塑造英雄人物和典型形象，更离不开情感的表达。人生在世，亲情、友情、爱情缺一不可。亲情的温度、友情的厚度、爱情的纯度，正是健全人格的力量源泉，滋养心灵的阳光雨露。

正因为影片改编自导演郭修篆和哥哥郭修锴的故事，所以更为真实动人。在采访中导演提到“哥哥就像我最好的朋友，从小一起长大。所以在一起成长的过程中就会看到能够带给他欢乐的东西是什么，当然会跟正常人有些不同。可是我都明白他为什么会对某些东西特别感兴趣”。凭借和哥哥共同长大的经历以及手足间心意相通的默契，让导演对自闭症有着更加深刻、全面的了解，从细节入手充分展现哥哥独特的行为方式和心理动态，只为真实还原兄弟俩的日常生活。

结语：

她想找个育儿嫂，吴江觉得外人根本就不会好好照看孩子。反正就是一句话，这个孩子非得你看，这个家非得你管，你就应该甘心在家做家庭主妇，谁让你是女的呢，女的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即便你能力再强又能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