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的盲道方便了视障群体的出行，精神世界里的文化‘盲道’则是视障群体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光明影院”制作组志愿者、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蔡雨说，“无障碍电影能够让视障群体与明眼人同等观看视听产品，实现视障群体在文化权利上的平等、参与、共享。”

如果不是看到破旧的“哈勒布特”公交站牌，并不容易断定创作团队已不动声色地将原著中的故事发生地——东北，移步到了呼和浩特。这个大胆的跳跃非但没有削弱小说所营造的落败小城的老旧感，反而更容易印证和唤起观众对那个特定时代的集体记忆：下岗大潮中的生计困境、疏离的家庭成员关系、被时代洪流改写的个人命运，与此同时，还巧妙避开了近年来荧屏上将“东北”和“凶案”故事绑定的固化印象，这些无不显现出创作者的能力和自信。

这一点，从郑东霓不止一次的以“新鲜感”这个理由拒绝冷杉就能得到验证。

暖调日常流配以了东北的“仗义”叙事。东北人的仗义，带着一点侠气，不只存在于老年三人组的友情中；也存在于老年王响和邢科长的泯恩仇。看到邢科长挂着的尿袋，王响愿意为昔日的同事保住他所剩无几的、被昔日权力象征的大衣裹住的、最后的尊严与体面。这种“仗义”甚至还存在于龚彪对丽茹的爱情中——“没孩子就没孩子，大不了我们养点儿别的。”

也许这个时候的孙心才明白，并不是有钱优势的男人才可以托付终身，而是那个能够给自己足够安全感，处处为自己着想的男人，才应该是自己最应该嫁的人。

面对照顾母亲的重任，阿鲁斯的哥哥既感到不堪重负，又不能完全割舍母子亲情。哥哥前来看望母亲和弟弟，母亲像小孩子一样围着兄弟两人转了一圈又一圈，摄影机以快速旋转的方式跟拍母亲的面容特写。这是摄影的“诡计”，不让观众看到空间的全貌。当摄影机骤然静止时，母亲用麻绳紧紧缠住了并立的兄弟俩。兄弟俩再次完成了回归母体的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