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三万里》还塑造出了李白与高适这两个极为立体的人物形象，既与历史互文，又基本符合受众的审美期待。李白是唐朝浪漫主义诗人的“天花板”，其诗奇幻瑰丽，他是世人眼中超脱于六界之外的谪仙人形象。与以往认知有所出入，片中的李白多了几分“人气”。他心有傲气，会因崔颢的一首《登黄鹤楼》而自愧不如，立志下扬州作好诗；他性子顽劣，会同裴十二盗劫柘枝舞女；他彷徨迷茫，会向孟浩然寻求是否入赘的答案；他甚至会犯错，耽于酒乐而忘却与好友高适的约定。但这种复杂的形象也从侧面突出了李白的矛盾性，他有出世魂，亦有入世心；他望展鸿鹄之志，却无奈只能流连诗酒之间。所以他隐居庐山后才会应永王之求，出山为其作诗。这一情节的设计，将历史上那个既可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高傲李白与又可低吟“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无奈李白真实地呈现在观众眼前。相较于李白，高适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更偏类型化，他出身低微，口齿不清，非读书之才，但是勤奋刻苦成了他的标签，于是他成长为独当一面、收复长安的武将。在高适的身上，成长弧光熠熠生辉。但是，站在历史长河而观高适，他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人。在片中，他更多被塑造成了中间人的形象。站在长安历史的中间，他是唯一一个看见盛世长安与废墟长安的人；站在诗歌发展的中间，他既与“诗仙”李白交心，又与“诗圣”杜甫交志，是连接唐诗飘逸之姿与唐诗纪实倾向的诗人。事实上，李白与高适既相似又相异，他们在少年得意之时相识，有着对长安的美好向往，却自扬州分别后，走上了各自的道路。造化造物，因缘际会，李白与高适所寻之道不同，所行之事也不同。影片将浪漫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冲突置于前台，再次将出世与入世这一议题悬于二人与观众之间，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以高适勇退吐蕃的叙事和携《河岳英灵集》而游四海的结局让出世与入世达成和解，即大丈夫自当如李白《侠客行》中写到的一般，“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既能入世而为又能出世而行。影片中，李白亲言《侠客行》乃依高适形象而作，这也道明李白入世之心。可是时代阴影下，李白的命运早已注定，宿命论说为李白蒙上了悲情，也正是在这种情境下，高适对命运的反抗更显悲壮，对他人的悲悯也更具力量。

从大银幕到小荧幕，孙怡时而巧笑倩兮，时而安宁静谧，在灵动变幻之间，展示了一代青年演员在专业领域中潜心雕琢的风发意气。

《人之怒》虽说看上去也就是B级片的投资水准，但人家结尾那场枪战戏的火爆刺激程度是说得过去的啊，不乏精彩的啊，但《金爆行动》让人无法产生任何“高潮感”的结尾打戏，也实在太穷太糊弄了吧！

就在美珠把龙凤胎留在昭友里给妈妈带，自己辛苦赚钱之际，才刚刚好不容易开的一家美甲店，却又遭遇合伙人卷款潜逃，让身无分文的她，只好再次回到昭友里。

年轻人热衷于逛博物馆，折射出的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他们对古人的生活方式、古时的生活图景、古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中华民族从哪里来、中华文明的起源等怀有旺盛的求知欲。这些都促使他们走进博物馆，自觉地去了解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底蕴。

我仍然坚持我之前的看法，即使经历了几年的宣传炒作，我仍然认为海莉·贝利不是我心目中的小美人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