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符号犹如一条条线索，承载着电影这一拥有丰富文化信息和内涵的载体。然而，只有符号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保留原本戏剧内核的基础上，将其自然巧妙地融入故事中。电影通过温婉含蓄的情感传递忠诚和爱，这使得中国版《忠犬八公》在演绎情感时更贴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夫妻俩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长了，多少会产生一些隔阂和矛盾，八筒的出现让老夫老妻之间羞于启齿的关心有了一种更加隐晦自然的表达。在外打拼的孩子会以想念八筒为由给陈敬修夫妻俩拨通电话，此时的八筒又成为连通孩子和父母之间那座天桥。

比“青春爱恋”更多，这是校园剧“脱虚向实”关键一步

演员是需要人生阅历的，这几年将人生经历入戏的他，从《那年花开月正圆》到《大明风华》，一次次凭实力让观众惊艳，成功完成了转型。

结构主义叙事学家格雷马斯提出“功能型”人物观的概念，他把人物当作是一个叙事功能，把故事中的人物分为一下六种：主体、客体、对立体、辅助体、接受体和输出体。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主体需要客体，辅助体有助于主体实现这一愿望，对立体试图加以阻止，输出体是剧本价值体系的保障，它向主体交代任务，尽管这一任务不一定符合主体的愿望，最后，输出体还向接受体转达其判断。

生命是个体最宝贵的东西，为了国家民族而舍弃生命、慨然赴死，是对爱国主义精神最有力的彰显。正如《英雄儿女》中王成那句最具代表性的“时代之音”——“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铿锵有力、气吞山河的八个字，凝结着舍生忘死、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更代表着人民志愿军“生的永恒”，这也成为70年来抗美援朝影片跨越时代、永续传承的重要主题。

在《普罗米修》一书里，奥本海默的遭遇被抬升到了十七世纪伽利略和十九世纪德雷福斯的高度。